60年代，各种物资紧俏，什么都是凭票供应。劳改农场地处偏僻、遥远之处，可能是人们把这里遗忘了，像那些城市里供应的东西这里根本就没有。农场产什么就供应什么，不会生产的就没有供应的。这些就业职工回到上海后，就找亲戚朋友们搜罗各种票证，购买一些香烟、糖果、布料和指甲刀、小剪刀、打火机及女人们戴的头巾、围巾、女孩子头上扎的绸子、头绳、发卡之类的小商品带回来，然后加价卖给干部。那时上海造的东西质量均属上乘级别，大家都很喜欢。这些就业职工给带回来的东西加了价，来回的路费就挣回来了。我记得他们带回来的烟有“海鸥”、“牡丹”、“中华”、“光荣”、“大前门”、“红双喜”、“群英”、“上海”、“凤凰”、“飞马”几种牌子的，干部里的“烟鬼”见了这些牌子的烟都很兴奋。他们给干部卖烟时，还会卖给干部一个“五星”牌打火机（从香港走私到内地的）。那是一款名牌打火机，防风，燃烧好，工艺很漂亮。最受小孩欢迎的是他们带回来的大白兔奶糖、什锦糖、酒心巧克力。那种巧克力里都装有一点点酒，上面写着“茅台”、“西凤”……等名酒名字，很好吃，多吃几块也不会醉。女人和女孩们最喜欢那些布料、头巾、围巾和那些小商品。他们把东西带回来了，一般大家都会去购买。

这些“就业职工”没有政治权利，但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当地牧民、农民不可比拟的。他们有工资，吃食堂，每月花十几元生活费足够了，还给他们配备了专门医生（也是刑满释放的），看病不用花钱，基本上是生活无忧。但他们处的环境很危险，在语言、行动上稍有不慎，就有重新回到监狱的危险。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这些就业职工虽然出了监狱，但他们和监狱里的犯人一样，还是专政对象，属于“阶级异己”的范畴。干部和他们的关系，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他们这些人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干部批评教育他们的时候，就像是长辈在教训晚辈，他们要做出诚惶诚恐、非常安分、驯服老实的样子去接受，就是挨骂也绝对不敢还口，没了做人的尊严。这些就业职工见了干部，和干部说话，都是有一定规矩和要求的。我觉得他们见了干部，就像是电影上的奴隶见了奴隶主，就差跪下了。就是干部的孩子训斥他们、让他们去做什么，他们也会洗耳恭听、规规矩矩地去做。在劳改农场，就业职工和他们的家属们、孩子们是一群最无助的群体，处在社会最底层，没有一点社会地位。就连孩子之间，干部的孩子是不会和就业职工的孩子在一起玩耍的。就像电影上描写的，地主的孩子不和穷人的孩子一起玩耍一样，属于那种状况。那时，上小学的孩子需要马车接送，车上的座位都是干部子弟的，就业职工子弟大部分都是站着乘马车，相当不公平。我很看不惯这种现象，觉得这不是文明社会，但又弄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就业职工”留场就业后，劳动强度丝毫没有减弱。虽然他们从劳改到刑满，已经完成了从其他行业转变成为农业劳动者——“庄稼汉”的历程，但谁也不想再干重活、累活。聪明的就业职工就会通过进一步的认真改造、优秀的表现来引起干部的注意，最后达到调换工种的目的。

在就业职工的工种里，到食堂做饭，尤其是在干部灶做饭，看麦场、在马号（马厩）喂马、打扫卫生、种菜看菜、木工、裁缝、理发、看门、养猪、赶马车、当医生护士是最好的工种，每个就业职工都想去做。但医生护士、厨师、木工、裁缝、理发是技术活，必须找有技术的人去做，剩下的那些工种就成了就业职工们的竞争目标。在这些可以竞争“上岗”的工种里，最吸引人的就是赶马车。那时候，19中队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出门全靠马和马车。而中队长和指导员才有专用马匹，给他们配的马匹就像现在给领导干部配的卧车一样，级别不到是不给配的。马车就相当于现在给大家配备的公交车，没有它你就出不了门。如果就业职工能赶上马车，那就交好运了。那时，19中队没有学校，队上给上小学的学生专门制作了一辆箱式马车。那车就跟现在的公交车一个样，用木料做的车篷，车篷两面装着玻璃窗，里面安装了几排小座椅，中间生了个小火炉。一匹大辕马、两匹梢马拉着，一天两趟，专门到大队部小学去送接学生。

大队部比19中队规模大一些，它是这个荒原上最繁华的地方。19中队需要的很多物资都要从那里购买，那里商店的东西也比19中队的多。19中队离大队八公里，想去那儿买东西的就业职工去时就想搭车。为了坐车，就免不了给赶车的敬敬烟、说几句好话。他不同意，那些就业职工就只能走着去。

19中队还有几辆更大一些的马车，每辆车都是一匹辕马、三匹梢马拉着，跑起来飞快，那是专门跑长途、去农场场部的马车。

场部对整个农场来说，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大队、中队都需要从那里拉回更多的物资，还要去那里接送出差的干部，接送上初中的学生，这样就离不开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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