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出售官田虽救了急，朝廷却也失去了其中的租赋。因为在偷逃赋税异常严重的情况下，官田之赋就成为朝廷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甚至连军粮都多仰仗于此。

在帝国财政危机的重重压力之下，朝廷迫于无奈，又强行收买了民间的土地，这就是贾似道在理宗景定四年施行的“景定公田”。

“景定公田”的做法是：朝廷先定下各级官员名下的田土标准，一品官限田五十顷，每一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多出来的田由朝廷回购，成为官田，然后租给百姓耕种。

贾似道这家伙别的方面不咋地，但在这件事上很有点魄力。当初宋理宗因牵涉太大，非常犹豫，他竟然以辞职相威胁，并率先舀出自己名下的一万亩土地作为官田，封住了反对者的口。仅仅在三、四个月内，就从朝廷官员名下买回三百五十余万亩土地。

由此也可以看出，朝廷的官员占有的土地的确是不少滴。

如果用后世的话表述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宋代在土地制度上，先是国退民进，然后又国进民退。而且贾似道所为，就是以后台湾所采用的土地改革做法。

后世真的没有多少新意，有太多的事情都是我们的古人早已玩过的。

贾似道的做法实际上不能不说有他的道理，但这家伙没玩好。

简单地说，他收了别人的地，给的补偿低，而且还多是贬值的会子。其后，由于仍满足不了朝廷所需，又一再降低了限田标准，并扩大到了民间，再加上官员的舞弊，其结果，民怨沸腾。他最后身败名裂，身首异处，也就并不奇怪了。

东同样评估了这个“景定公田”，但他并不认可这个方案，这主要是他觉得这个做法并没有解决帝国真正的“赋税不均”问题。

他实际上认为，自秦汉以来总的趋势，是帝国土地私有化越来越扩大。因为这个时代，与后世共和国的情形差别很大。

共和国的人均耕地，就是在刚建国时，也只有区区的几亩，如果还任由土地兼并，于“蒜你狠”，“豆你玩”之外，投机商人再给你天天来个“粮身（升）高”，天下就两字：大乱。在此种情况之下，彻底控制耕地、乃至于粮食都是必须的。

而宋代的人均田亩数约为10～20亩，且以后世的眼光，这块土地上仍然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开垦。因此，他顺应历史的趋势，推进或扩大私有化应当比较恰当。

在这个心狠手辣的后世废才心中，既然要做，要么干脆“官”到底，要么也“私”到尽，绝不拖泥带水。

但宋瑞看了他的规划，内心之中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帝国陛下的打算，又是反着来。

贾似道收田，可陛下要放田，并且更要将以前的官田全都给放出去。天下还有谁比他胆子更大的？

宋瑞当然清楚陛下这个新规制针对的是什么人。在他的评估中，这个举措的真正关键，是决不允许逃税。

事实上，对于文天祥这个人，我们是不能单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名言，仅知道他是个忠贞之士就可以的。

甚至再通过他死前曾留下的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了解他勇于慷慨就义，也仍然不够。

因为宋瑞还是一个在危机四伏的帝国末期，对当时的社会弊病、尤其是帝国的上层，有着非常清醒认识的杰出之士。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考中状元的殿试对策卷就可以了解。

但宋瑞更清楚，这个举措一旦弄不好，贾似道的结局就在不远。可陛下亲自前来征询他的意见，这就是要他的一种明确表态。

宋瑞一夜未合眼，但他第二天就觐见了陛下，并说道：“陛下，臣对此并无太多的异议。但臣……”

东立刻打断了他的话：“文相，有您这句话就行了，其它的您不必牵涉其中。您先将此事告知少傅、刘将军等人，然后再召集军中众将晓谕朕的旨意，并商讨其中涉及军中的部分，朕随后会亲自和他们解说。”

好么，乾纲独断了啊。

宋瑞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决然言道：“陛下，有些涉及军中的部分，臣以为太过。”

东脸上敬佩加欣慰的神色一闪，却摇摇头说道：“朕并不觉得过了，相反，朕却认为，有些事情坏就坏在不公。”

东是真的狡猾滴，虽然他为帝国新的赋税政策费了不少心思，可这个所谓“新国策”其实一点都不复杂，这个废才大量的心思实际上全放在了相关的辅助措施上去了。因为在他自己的看法里面，这才是摆平朝廷众人、并顺利地推行新政策的关键。

有时候仅凭单一的政策，未必能取得预先设想的效果，恰恰是相关或配套的措施，很可能会到缓冲或润滑的作用，保证了政策的执行。

政策要组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