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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寒从农村信用合作社把父母以前存在信用社的一万多取出来，前后用了三天，这还是在现在的爷爷孟家坨大队长张树清从中周旋，最后还请了合作社的头头脑脑吃了一顿的结果。

什么D丝、蚁族、屁民等等诸如此类的词语，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宗级的词，千年前就在大天朝存在了，那就是农民。

在我大天朝的农民这个词，并不同于欧美国家所指的农夫（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而被视作Peasant。而Peasant（国语“农民”的主要对应词）的定义则远比Farmer为复杂。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在这种社会里，不仅种田人是“农民”，就是许多早已不种田的人、住在城里的人，也被认为具有“农民”身份。

在这点上，国人应当深有体会。例如：如今在城里谋生的所谓“农民工”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有些调查甚至说是半数以上）实际上是走出校门便进城闯世界的乡村青年，他们中很多人连一天农活也没干过，然而别人和他们自己都把他们看成“打工的农民”。相反，譬如：在知青下乡那个年代，即使某知青曾在农村插队务农十多年，非但不仅不会有人称为“农民什么什么”（如称“农民工”那样），就是在当年，“知青”与“农民”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两个概念。事实上，如今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与“离土不离乡”等现象都与“农民”改了业却改不了“身份”这一事实有着逻辑联系。

古诗有“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瓦片”，还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所描绘的并非全为古事，因为负责任的说，诗中的情况我的太祖辈、祖辈都是亲身经历的。你能想象城里的人凭户口本领定量吃不饱却也饿不死；种地的农民家里没粮眼看着孩子饿死吗？你能想象工人有工资、有全勤奖、有着有那，农民起早贪黑整日劳作，多收了三五斗，交公粮得到的确是一张盖有公章（有的还没有公章）的欠条吗？……

很多您万万想不到的，都真实的在农民这一阶层身上演绎，只不过或以前或现在或未来而已。

就拿这农村信用合作社来讲，早在50年代，人民银行在农村的网点就改为了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的宗旨是“农民在资金上互帮互助”，即农民组成信用合作社，社员出钱组成资本金，社员用钱可以贷款。但是这个信用合作社，从来都不是农民自愿组成的，而是官方一手操办的。最初的信用社，大部分出资来自国家，农民的出资只占很少部分。50多年来信用社的体制虽然改了不知道多少次，但“官办”是一以贯之的。2004年左右，央行和地方政府曾拿出大量资金（央行就拿了1650亿）给信用社的亏空买单。所以说信用社的产权并不模糊，它的所有人就是政府。

再拿辛庄子农村信用合作社来讲，揽储的时候号称利息高，但是农民把钱交给信用社之后得到的并不同于银行的存折而是股东证。对股东证，合作社的解释是股东证才能多给利息。结果，等到90年代初，合作社的钱不是被镇里办厂子花了，就是吃了喝了，总之钱没了。傻了眼的农民才知道股东证的奥妙，虽然后来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有过补偿，但要是能拿回一半儿本金的，那代表着你在镇政府找的人绝对是够硬。

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农民拿到的是本金的百分之三十，他们之中还有的喜极而泣在高喊感谢伟大的某某某，您能感觉到其中的幽默吗？

张小寒从信用社取钱出来，打算去邮局订一些报纸杂志，得给自己加些厚度（伪装）啊，小心使得万年船么。

到了邮局，在柜台胖大姐看怪物似得目光下订了二十多种报纸杂志，在买信封信纸的时候，张小寒忽的想到什么，问柜台胖大姐，“大姨，有航空信封吗？”

“你想干啥？”柜台胖大姐一脸警惕，因为航空信封是寄往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专用的。

“这不是学英语了么，我打算给英国女王写封信。”张小寒说的一本正经。

“国内使航空信封可不合适啊，一个顶普通十个普通信封呢。”胖大姐以为张小寒在国内用，不由得好心提醒一下。

“给我二十个。”张小寒说。

“给！”胖大姐甩给张小寒一沓数好的的航空信封。

“大姨，对了，咱们邮局还有80年的那个猴年出的邮票么？”张小寒又想到一个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