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面前是一个十多公尺长方的一个工事——休息掩体，从地平面掘下两公尺多深，上面盖着帐篷，和薄薄的一层土，伪装得同地面一样。这两个被打死的敌人，正在这个工事的进出口，洞里面满是毛子兵，“哇！哇！”的叫。吕盛友眼瞅自己弹夹的子弹快打光，如果射击中断了，说不定敌人就会往外冲，他急忙换右手端枪一发一发的点射封锁住洞口，左手掏出手榴*弹，用牙咬开弹盖，又咬住拉火圈，这样齿手合作的把手榴*弹投进洞口去。轰的一声，只炸得敌人乱叫唤。趁着手榴*弹爆炸的一刹那，又迅速换上了新弹夹，一阵枪响连着的便是一声手榴*弹。没有间断的一颗两颗……他身上的四颗手榴*弹投完了，工事里面的敌人还在乱咕噜！这时候他只有最后喊：“快掩护！快掩护！”

可是，在公路那边的两个战友，正在应付几个敌人的反击，根本无法分身，只有肩头负伤的小队长爬起来依托在大车的车厢板上，一枪一枪的向洞口射击，替他掩护，为他助威！他在瞬间，从自己战友的尸体上，找到了四颗手榴*弹，他照样地一阵枪一阵弹的投到第七颗手榴*弹，在帐篷缝的远处，伸出来一条白色的毛巾，——投降的记号。吕盛友中士右手端着满匣子弹的轻机枪，左手拿着手榴*弹，用大拇指顶起拉火圈，作好了应变的准备后，才停止了射击，用半生不熟的俄语招呼着：“Статьоружиенеубью,итизамной!！”几声招呼后，敌人很有经验地把枪托朝上从帐篷缝里一根两根……数十条莫辛纳甘步枪都丢到工事外，接着举起双手一个两个……三十几个同一姿势的毛子兵鱼贯地走到洞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走到官道上。最后还有几个特别胆小的怕死鬼，眼见一颗揭开弹盖的手榴*弹在他手上挥动，吓得吞吞吐吐，抖抖擞擞的不敢走出洞外。这时候，吕盛友太兴奋了，他站了起来，用手去招唤他们，猛不防，“嘶！”的一声，从旁的阵地上飞来一颗子弹，正打中吕盛友同志的左臂上，他眼睛疼得直冒金星，顿时汗如雨下，他镇静地端着机枪坚持着，一直把最后几个俄国兵叫出来，交给跟上来的兄弟部队后，他已经支持不住地昏倒了。等醒过来，四围的枪声响得很利害，他知道这是兄弟部队在最后地歼灭敌人，他好容易挣扎了起来，离开火线，由部队里的民夫把他抬下来交给战地救护所包扎。

在另一个战场上，进攻通化的是武翼新军的后镇一标，而日军第三军这时候也已经从后面赶上来了，所以几乎同时进攻的通化城。一个俄军老兵回忆起那段经历来还记忆犹新，在通化城外围的一次战斗中，他和20多个战友被穿着臃肿的羽绒保暖服，套着白色伪装服的武翼新军给打垮了，不得已缴了枪举起手当了俘虏，他们看着这些梳着大辫子的清国士兵，想着他们见过的清国官府对抓住的红胡子当街砍头的情形，都在心里想，这回一定死定了。但乘胜追击的武翼新军顾不上管理他们，只是把他们交给了后面来的一些日军官兵后，又一路进攻通化城防去了。

他说，当他看到这些日军军人们军容整洁、装备良好、举止行为很明时觉得有了一些安全感，然而当他和被俘的战友们在这些日本人的驱赶下离开了公路，押到一个无人的山洼里，勒令站成一列时，他偷看了一下，发现这些日本人在另一边架起了机枪，眼中露出了仇恨的目光，他突然明白了：妈呀！他们要屠杀俘虏了。

正当他在心中绝望地不停祷告上帝时，上帝真的出现了，一个小组偶然路过此地的武翼新军战士发现了即将发生的这一惨剧，这三个战士也是衣服臃肿，拖着大辫子。有两个战士的情绪似乎很激动，嘴里不停地说着俄国俘虏和日军谁也听不明白的话，但他们却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因为他俩就站在日军机枪口下，用身体挡住射界，保护着这二十多个老毛子俘虏。那些准备杀掉他们的日军士兵在这两个武翼新军的战士不停地挥舞着自己的步枪干涉下，而且还有一个拿着带镜子的步枪的武翼新军士兵已经卧倒在远处的山坡顶端，步枪正在瞄准这边的日军机枪手，日军的两名军官商量了一下，似乎觉得不宜和武翼新军起冲突，让士兵收起机枪，看起来不得不放弃了行动。那两个救了他们一命的武翼新军士兵似乎还不放心，一直监督着直到他们遇见更多的武翼新军过路时，这两名战士才把他们正式移交给武翼新军的大部队。

他说，当他发现周围全部都是那些拖着大辫子的中国士兵时，他的眼泪才流了出来，觉得生命才真正有了保障，有希望回到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家，回到他的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儿子的身边。从此以后的30多年里，每当他听说与中国有关的事情时，他总要在心中替这个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姓名的中国人祈祷：我的上帝，我的兄弟。一直到他死于大革命后的对于抗拒余粮收集制的清算行动中。

不过他不用过于遗憾，因为杀死他的同胞们也没有活多久，不久之后就会被两支穿着铁灰色军服的军队给合力绞杀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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