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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太初六年9月，大牛市终于达到了顶点，这时胡佛进驻白宫也已6个月，他签署了一系列法令：成立了维克山姆委员，对禁酒令严格执行；还成立了一个农产品市场法案，防止过剩现象等。而这时的股票大厅里，道琼斯指数在9月3日这天达到了顶点，但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一事实，他们仍然期待着股价会继续上涨。终于到了10月24日，也就是黑色星期四，这一天的交易大户主要是肯尼科特铜业和通用汽车公司，他们分别达到了2万股，抛售股票的人从早上11点就不断涌入交易所，恐慌持续蔓延，大崩盘正式到来。

从资本操作保守的原则，这位银行家说得很对。但是当时的美国人早已被柯立芝时代那种极度繁荣的景象冲昏了头脑，早在太初四年，在佛罗里达的那次房地产热潮中获利的那些人就已经开始把剩余资金相继投入纽约的股票市场，随着这些热钱的涌入，导致普通股的价格一度被拉升到相当高的位置。

太初六年8月，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给正在熊熊燃烧的股市增添了一把柴禾，这些措施包括：美元的再贴现率降低，从原来的4%降低到3.5%，而政府的债券也允许进入市场自由交易，于是股市再度升温。美联储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当时欧洲股票交易市场因为资金抽离投入到美国股市而一直萎靡不振，有好几个欧洲国家为了不让本国的货币贬值正疲于奔命。如果美联储把美元再贴现率下调到一定程度的话，会有效地防止黄金进一步集聚在美国，从而可以帮助欧洲走出货币贬值的阴影，同时也给本国的对外贸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除此之外，美联储还认为，当前美国的商业已经停滞不前，如果降低再贴现率的话，也许能够刺激贸易市场，让经济得到复苏。但美联储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贴现率下调这一措施让本来就持续“发烧”的股市从此变得高烧不退。

“从股市的角度看，太初五年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根据一种长期被接受的观点，就是在这一年播下了末日性灾难的种子。责任在于一次慷慨但又愚蠢的国际主义行动。……英国恢复实行以前或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维系黄金、美元和英镑之间关系的金本位制。……接着，黄金便从英国和欧洲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政府大量买进发行在外的证券，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使抛售政府证券的银行和个人持有了备用现金。……因联邦储备系统放松银根而变得可利用的资金不是投资于普通股，就是帮助别人融资购买普通股(而这点更加重要)。这样，人们就有了资金，并匆匆投入股市。”

“关于联邦储备当局在太初五年采取的行动是随后投机与股市崩盘的罪魁祸首的观点从来也没有被真正动摇过。这种观点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就在于它简单易懂，并且为美国人民和美国经济开脱了一切重大罪责。……但是，这种解释显然假设：只要能够筹集到资金，人们总会进行投机。……这种解释仅仅证明了人们在经济问题上重新偏信那些不可思议的胡话。”“20世纪20年代末，最著名的投机品种就是投资信托或投资公司股票，它们的发行方案更能满足公众对普通股的需求。投资信托不是创办新的企业或扩大已有企业，而只是一种旨在通过成立新公司来让股民持有已有公司股票的安排。”

“在投资信托中，杠杆是这样发挥作用的：通过发行债券、优先股和普通股来购买品种不同的普通股组合。当采用这种方法购进的普通股价格上涨(总是这样假设股价走势)时，信托中债券和优先股的价格基本不变。因为债券和优先股的价格是固定的，派生于一个特别规定的回报率。投资信托所持有的证券组合因增值而产生的利润，全部或大部分分配给投资信托的普通股。结果，投资信托普通股的价格奇迹般地上涨。”

这种使用杠杆的投资信托，在普通股上涨时，可以几何级别的增长利润。但是，如果在股价下跌时，则同样会几何级别的缩减利润。在太初六年秋季前的疯狂投机中，这些投资信托获取了巨额的利润；但在大崩盘中，它们的杠杆几乎使得持有的普通股变得一文不值，总资产大幅缩水。

“元首，我们的资金已经回流了170%，在日本股市上滞留的资金还有12亿日元，折合1.89亿中元，估计在抛售后能回流1.76亿左右，全部调入瑞士苏黎世银行作为下一步采购计划的储备金。美国股市上还有40.33亿中元的股票，将在明天开始分批抛售，预计回笼资金在41到45亿中元左右，将通过购买黄金或中元的方式进行保值。”外经的苗若曦汇报着，这位苗家大小姐现在已经是山东商会的女掌门，还是中央政府金融管理委员会的高级顾问，虽然离开秘书处后没有在政府里任职，但是她的人脉和金融头脑让苗家上下都把这位姑奶奶供奉起来，连她父亲和四叔在处理家族生意的时候都要仔细询问这位小丫头的意见，没有她的首肯，苗家超过千万规模的资金调度根本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