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联合国的地位尊崇，很多决议都得到了落实，联合国在关于人类发展的问题上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但是随着欧美势力的复苏，很多地方势力的抬头，虽然后来也签署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的协定。但这些协定由于涉及成员国数量多，各方利益成分复杂，在执行方面有很大难度。致使许多协定执行不力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成为了“空头支票”。
对于这样一个当今世界最庞大的国际间政府组织，到底谁应该对其运转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这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按照宪章，成员国有义务对联合国机构和员工进行监督，但这一效果显然并不十分理想。由于牵涉到人手和政治利益的原因，许多国家对于风平浪静的表面更加满意，而并不太想让这个国际权威组织处于尴尬之下，这就为可能产生的腐败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其实，很多时候联合国就成为德国为首的欧洲势力、美国为首的北美势力和中国这个世界霸主的三国演义，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多少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所在，除了少数严守中立的小国，联合国基本上是这三方势力和阿盟、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等各方势力的角斗场。
此外，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费用，基本上也是由会员国分摊，但采用与正常预算不同的分摊比例。维和费用是在正常预算分摊办法的基础上筹集的。这种办法将会员国分成四组，a组由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德、阿、意、东）组成，其中中国将承担比其他四国都多的份额，直到后来美国和法国入常，中国的承担比例才降至其他六个常任理事国之和的75%，b组由发达国家组成，c组由经济不发达国家组成，d组则由特别指定的经济最不发达国家组成。按规定，b组国家按照其正常预算分摊比例缴纳，c组国家按其正常预算分摊比例的20%缴纳，d组国家按正常预算的10%缴纳，而5个常任理事国除了按各自正常预算的比例缴纳外，还得承担余下的部分。
联合国下属机构很多都是依靠会员国政府自愿捐助开展活动的，其中最主要的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人口活动基金、儿童基金、难民署、工业发展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等。除政府捐助外，联合国发展署以及环境规划署等机构还从联合国正常预算中得到一小部分资金，作为它们的行政和管理开支。每年11月，联合国认捐会议都如期在青岛联合国总部举行。
中国除了在联合国里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外，还积极的组织了几个圈子，比如阿盟和东盟就是中国主导成立的两个紧密型的地区国家联盟。在建立联合国之前，中华民主帝国的领导层就对战后的国际形势有了清晰的预判，虽然欧美都是这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英国和红俄都不复存在，但是底蕴深厚的欧美国家一定会在战后率先复苏，压制他们的重建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毕竟中国已经膨胀的生产力需要一个持续快速增长的市场，而亚非拉国家的贫困现状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的倾销市场。中国发起组织的旨在复兴欧洲特别是爱尔兰、威尔士、法国、西班牙0度经线地区经济的“玫瑰线计划”以及投资加拿大、美国西海岸和墨西哥等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经济的“邓先贤计划”都是为中国的富余资金和设备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出口，同时也造就了两个以中国标准为核心的发达经济带，不论其政权如何变化，经济都将和中国经济捆绑在一起。
中华民主帝国虽然地跨整个南北极（从西伯利亚北端到南太平洋南端），东西也有上万公里（从哈萨克省到夏威夷海外省），共同体国家也遍布了中亚、南亚、海湾地区和东南亚，甚至包括了在战争结束前加入共同体的苏里南和巴拿马两个拉美成员国。实际算上大西洋和南非、马达加斯加等海外托管地，中国已经称得上是新日不落帝国了，不过这么庞大的领地与属国，直接管辖必将带来无数的冲突与麻烦，而且会在欧美势力的挑拨和暗中支持下发送内乱，成为消耗中国这个巨无霸的伤口。所以中国在二战结束前就在谋划成立一些地区联盟和组织来维护地区新秩序，而中国则在幕后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手段控制与操纵这些组织的运作，从而让这些组织有了自己的免疫力和生命力。
阿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就是在阿拉伯联邦与伊朗共和国两个真神教不同教派的地区大国的基础上成立的国家联盟，吸收了中东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加入，中国则在科威特海外省驻军，成为阿盟的定海神针。阿盟除了调处中东的内部矛盾之外，还担负着与土耳其这个深入西亚的欧洲强国对抗，并且制衡顿河平原上的新以色列国的任务。作为一个拥有3.4亿人口，1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并且处于亚非欧十字路口的战略要地，掌控世界石油输出资源的67%的政治势力，阿盟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建立联合国的时候允许国家联盟作为一个主体参加安理会，但在联合国大会时这些国家还可以以各自国家主体参加），担负着中国铁杆盟友的角色。中国还主导成立了非洲国家联盟、拉美国家联盟（巴西、委内瑞拉和乌拉圭除外）。
东盟几乎都是中华共同体成员国（菲律宾是托管地除外），囊括了整个太平洋的大大小小国家对中国更是俯首帖耳，这样在安理会中中国就拥有了三票，几乎对德意形成了压倒优势，之后美国和法国的加入才算平衡了这种形势，但是也无力改变中国通过联盟来控制很多地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