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想出日本有靠实力强行干涉之意,但又怕英国方面不予支持,反倒弄得无趣。很快就是第二次《英日同盟协约》到期的时间,日本极希望再签定,并计划将盟约的期限由五年改为十年,所以此时并不想触怒英国。
而且朱尔典是反对日本进行武力干涉的。曾明确告诉日本“应注意避免以类似强制手段”来干涉中国事务。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得不到英国的支持,有些孤掌难鸣,干涉阴谋迟迟无法实现。
“贵国外交大臣格雷先生刚刚在媒体上表态,声称:‘我们渴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不论处于何种政体之下,悉以中国人民的愿望为定’。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不知道朱尔典先生是否也是这种态度?”陈文强给了日本人一下。又转而恭维英国佬几句,把英、日两国区别对待。借英压日,这是一个好办法。
“当然,朱尔典先生也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葛福听此次会谈内容将公开于媒体,深深后悔和日本矮子搅到一起,破坏了会谈的气氛。此时。他也只能露出很真诚的笑容,却在想尽快结束这次会谈,再单独拜会陈文强,进行坦率、直接而秘密的商讨。
…………………
会谈结束了,陈文强爽快地接受了莫理循的专访要求。再次回到了屋中。
莫理循,186年生于澳大利亚,现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所著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1896年他从曼谷到昆明,接着又到东北三省游历。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循”。
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随后,他又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莫理循在英国有很强大的公共关系,也享有很好的国际声誉。如果他能倾向临时政府,那对缓和与英国的关系,提高临时政府的国际声望,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将大有益处。所以,陈文强对莫理循表现出了足够的热情和坦率,这也让莫理循感到很愉快。
“中国应该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应具备绝对权威,在世界有影响,并能以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为其指导方针,把中国引领向强大、光明的未来。”莫理循的这番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与袁世凯良好的个人关系,起码陈文强就有此感觉。
“我的看法与你稍有不同,我认为所谓强有力的领导人在现今中国的环境下很容易走向独裁和****,而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却足以做到你所的这些。”陈文强和蔼地笑道:“对于新生的共和政权,你应该抱有信心,我建议,你去广州走一趟,相信你定会不虚此行。”
“这个建议很好,但有些晚了。”莫理循眨了眨眼睛,笑道:“去广州的计划正在付诸实施,这里只是中间站。”
“哦,那倒是我多此一举了。”陈文强哈哈一笑,道:“莫理循先生是少有的对中国保持公正态度的英国人,对中国复兴的愿望也是真诚的,对此我感到很钦佩。”
莫理循笑了笑,然后很谨慎地道:“对于北方的袁世凯,临时政府,或者以你个人的角度,是如何看待的?”
在莫理循的眼中,袁世凯自然有另外一个形象。虽然这一形象不免是个人喜好的结果,但莫理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加之他与袁交往甚密,他眼中的袁世凯在某些方面或许更贴近真实的袁世凯。
陈文强沉吟了一下,他有些搞不清楚,这是莫理循的个人关心,还是代表袁世凯所作的试探。
“这是我个人的一好奇。”莫理循解释道:“我不代表任何人,任何势力。当然,这个问题,你可以不作回答。”
陈文强了头,缓缓道:“从我个人角度看,袁世凯虽然被称为新派人物,但不过是照葫芦画瓢的实行了几项新政。在他骨子里,依然充满着旧思想、旧观念,缺乏创造性的思维和蓬勃向上的朝气,更缺乏你们西方最注重的民主意识。当然,如果他能从封建的泥堆里爬出来,新中国的政府中是会有他一席之地的,可能还是非常重要的位置。毕竟他有着相当聪明的头脑和丰富的人生经验,以及干实事的成就。”
莫理循了然般了头,“恕我直言,按照中国的国情,骤然实行共和,恐怕并不太适宜。”莫理循避开了袁世凯的话题,道:“其实,君主立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