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制度和好皇帝，二者不能兼而有之时。复兴会联络、沟通了多数党派，退而选择前者。

革命之后的种种乱象，确实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宪政作为艰难而长期的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对于共和国来却是必要的，即使有残缺的宪政，也比**裸的废弃要好。

陈文强不知道袁世凯是否能够遵循共和，或者是始终能够遵循。但他相信制衡的力量。妥协是肯定的，但革命党联合立宪党。力量要能控制袁世凯的野心，使袁世凯始终处在制度的羁绊下。

………………

最后的和谈，是两位高层直接的面对面。时隔多年，陈文强与袁世凯在天津英美租界再次见面了。

大头，陈文强一眼便看到了醒目的标志，满脸笑容地加快了脚步。

“袁先生。劳你久候了，真是抱歉。”陈文强抢先伸出了手，笑着道。

“文强舟车劳顿，为和谈如此奔波辛劳，袁某迎候是应当的。应当的。”袁世凯堆起笑容回答道。

“推翻满清，袁先生功不可没。”陈文强很客气地道：“而且，袁先生的经验和阅历，正可为陈某等年轻人提供有益之指导和帮助。”

袁世凯晃着肥大的脑袋，苦笑道：“我已经六十岁了，满身是病，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看着你们大展拳脚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看这话要颠倒过来才对，陈文强腹诽着，不过脸上还要挂着真诚的笑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袁先生身体壮实，正是为国效力之时，岂能功成身退？”陈文强松开了手，将目光转向袁世凯身后的几个人。

袁世凯急忙给他作介绍，杨士琦，胡惟德，赵秉钧——

嗯，这家伙是赵秉钧？陈文强不由得停了下来，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位眼镜先生。

“……智庵参照东西成法，拟订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袁世凯没有留意陈文强的举动，继续介绍道：“此次鼓动天津巡警参加革命，于稳定天津局势功不可没。又率五百巡警赶赴京师，协助维持治安。”

陈文强了头，笑着道：“原来是一位警务专家，正是国家稳定急需的人才。袁先生，你倒是找了几个好帮手，看来是准备要大展宏图了！”

“哪里，哪里。”袁世凯谦逊地摆了摆手，道：“政府唯才是举，用与不用，要由政府决定才是。”

“是人才，焉有不用之理。”陈文强见这边的已介绍完毕，笑着道：“咱们还是先离开这里，等到了住处，我再给你介绍诸位同事。”

“也好，也好。”袁世凯巴不得这样，赶忙伸手相请。

马车早已准备停当，陈文强走到车前，笑着回头，道：“袁先生，可愿与兄弟共坐一车，随便谈谈心。”

“文强相邀，袁某求之不得。”袁世凯急忙笑着走过来，单独商谈，这也是应有之意。

车内两个人细语倾谈，却心思不同。而且两个人在许多方面，比如家庭出生、教育背景、个性气质、行事风格等等，都是截然相反的。

陈文强所受的基本是现代教育，或者西式教育；袁青少年时期读过一些儒家经典，但总的来，学识是弱项。陈文强走的是一条特殊之路，长久潜伏，以推翻清廷为目标；袁世凯投笔从戎，效力于政府军中，步步高升。

边话，陈文强边重新打量和思虑着这位枭雄，力争从外表到内心，重新进行估量和评价。

袁世凯是典型的中原人，雄壮沉稳，大音细声，长于行动。袁世凯干练果决，工于心计，少言多做，尤其擅长事务。袁世凯务实刻板，重视纲常准绳，生性多疑，城府极深，精通驭人之术。袁世凯对新事物往往是谨慎的欢迎，大多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实话，袁世凯并不喜欢革命，他注重维持社会秩序，强调纪律，但在体制内可以使用手段、通权达变。袁世凯平生基本上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志满意得，只在后期遭到了一些挫折。现在呢，迫于大势和自身的利害关系，要和谈了，他最在意的是大总统无疑。

“国家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袁世凯缓缓道。

“要救国，必须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物力，同时改善民生。然政治亦不可缺，当同步进行为好。”陈文强道：“没有清廉精干的官员队伍，没有施政为民的思想，则惠民政策也会变成害民之举。没有压力，何有动力？正因为国家内忧外患，才更容易唤起全民意志，以举国之力行复兴之事。”

“精僻，新意。”袁世凯对陈文强的态度是亲切、诚恳、百依百顺，正如历史上他曾对孙中山、黄兴所做过的一样。而与孙中山彻夜抵膝长谈，腹中没有足够的治国安邦的“干货”，谈话是无法继续下去的，更别有十几次之多。

陈文强对袁世凯的态度并不感冒，尽管袁世凯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也很是合拍，几乎有相见恨晚之感。但他心中的警惕丝毫不减，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远不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对手，可现在是自己在主导和谈，自然要另当别论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