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对斋藤：“间岛”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是统统需要我们加以“保护”的。一个所谓“间岛”问题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一九零七年七月，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签订了瞒天过海的《日俄协约》，同日还签订了旨在瓜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俄密约》。伊藤博文认为条件成熟，立即于八月急电斋藤季治郎，命其由会宁出发，率领日本宪兵进入我国延边。

同时，清政府即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送达的照会：“为照会事。兹奉帝国政府训令，间岛为中国领土，抑或为朝国领土，久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为要！”

清政府突然接到照会，顿时惊慌失措。还没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本方面的斋藤季治郎已经率领大批武装宪警，强渡图们江，进入了我国延边数十里地区，并在龙井村内天宝矿主程光第的大院挂出了“统监府临时何岛派出所”的牌子。

斋藤季治郎在延边地区划定了会宁间岛、钟城间岛、茂山间岛等五区，又在局子街、头道沟等要地设宪兵分遣所十四个，所辖区域达千余平方公里。分土设官，发号施令，俨然成了中国境内的外国政府。

清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复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严正声明所谓“间岛”问题纯系子虚乌有，该地是中国领土无可非议。但日方对要求其撤出的复照却置若周闻。由于当时清军在延边的守备薄弱，以武力强行驱逐已无可能，于是这个外国的政权机构公然出现在中国的领土上，成了国际震惊、国人汗颜的一个奇特事物。

当时，最使奉命前来交涉的张绍增感到棘手的是延吉的边防兵力。当时延吉只有吉强军数营，而在他身边的马步兵也不足二百人，沿江防务处处吃紧，一旦发生不测，边防形势便岌岌可危。

为了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张绍增向蓝天蔚借兵，首先对龙峪衙门进行保护，并训令当地长官不得离开任所，照常处理事务；同时在延吉各处张贴安民告示，揭露斋藤一伙的侵略行径，安抚当地百姓。又组织民军，并将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军的继续侵入；又调派人力维持治安，以防止出现突发事件给日本入侵造成借口。

斋藤本以为用偷袭的手段侵占延边功在必得，不料却遭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制，因此也就不敢进一步贸然行动，继续扩大“战果”的计划也泡了汤。双方一时处于僵持状态。

这时的张绍增和蓝天蔚并不轻松，他知道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不断上书清政府，激陈日军重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严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的清廷深恐惹怒日本人，引起外务交涉，使冲突加剧。因此，吴禄贞得到的答复只是“稳慎和平”、“镇静维持”的谕旨。

张绍增迫于无奈，也出于扩展武装的心思，便联络了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足有二三千人。

夹皮沟地处吉林省桦甸县东南，自清咸丰末年（1854）起，被称为‘韩边外”的祖孙三代人即冒犯清廷的例禁，在这里率众淘金垦荒，组织武装，且势力渐大，“局红管亮”（人多枪好）。

由于金矿地处偏远，官兵无力进剿，当地政府只好采用安抚的办法，给当时的首领韩宪宗委以官职，后又授予宪宗之孙韩登举守备之职，不久又升为都司。但韩登举虽然接受了官职，却不受清政府节制，仍然啸聚山林，独占一方。

这支武装，也成了日本人的一块心病，因他们大多是猎户出身，枪法准确，真要动起武来，也不一定讨到便宜。为此，日本人多次潜入夹皮沟一带，软硬兼施，企图迫使韩登举屈服，却遭到了韩的断然拒绝。

韩登举虽属绿林，但却心有民族大义。值此大敌当前之际，他愿意听从指挥，与官兵拉个对马（联合）。在韩登举的带领下，这支武装随即开到局子街附近驻扎下来。

一九零七年年末，中方在当地的一所寺庙内同日本人进行了第一次交涉。当斋藤季治郎来到寺庙的时候，只见四围龙旗招展，数千中国官兵荷枪实弹，排成密匝匝的方阵，站满了山前山后。虽然服装并不整齐，但其阵势威严，个个精神抖擞。斋藤一伙人十分惊讶，他们不知这些中国官兵是从哪里来的。

在张绍增等人的严词诘问下，斋藤理屈词穷，又领教了中国方面的阵势和实力，知道进一步的行动一时难以得逞，只好自己找个台阶，然后悻悻退出会场。

间岛问题悬而未决，日本人贼心不死，终是一块心病。如果国家陷于战乱，难保日人不蠢蠢欲动。

再当时在东北的名义上归属清廷的武装，还有驻通辽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洮南的前路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辽南的左路巡防营统领冯德麟、通化的右路巡防营统领马龙潭。东北的巡防营不比内地，他们大多兴起于日俄战争时期，此后又与蒙匪、胡子长期作战，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但这些人也有个特，那就是本身皆为绿林出身，极善生存之道，属于有奶便是娘，谁腿粗就抱谁，哪边风硬就向哪边倒的类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