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海上归隐回来没多久，他就被保安队逮捕，并被枪杀于福宁县城南门外利桥尾，头颅被割下挂在县坪脚下的“久乐天”菜馆楼角。

俞大明在听闻何胥陶死去的那天，特地买了几块光饼，对着长空献祭完后，就着泪，一口一口地啃完了它们。然后对自己说:“这辈子我只忠诚于您的**革命事业！”

1949年新政权诞生的时刻来临时，俞大明虽然年龄不大，但由于经历了抗日和解放战争，最重要的是有过流血的英雄史，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名革命资历不浅的**员，在当地新政府的政府机构组织部中担任了干事一职，是新中国地方政府部门里的最年轻的一名国家干部。他正儿八经地吃上了公家饭。

俞大明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但他拥有足够的学习劲头，可他的文化知识水平依然有限，而一口普通话绝对操出了福宁人特有的水准，不仅仅让人嗅到了浓浓的蕃薯味，更直接混杂着一些可爱的福宁地方话。

最初的福宁县人民政府各部门中，不乏有许多南征北战之士，他们大部份都是来自异乡的革命同志，其中一部份是迄今依然受到敬仰的“南下干部“。俞大明跟这些老前辈们的工作交流，有时就显得颇为吃力。

但我们的新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成果，当家做主的也是一群无产者，这么些忙于革命的无产者哪有机会学习文化，俞大明在政府部门里并不是没有文化者的全部，不过只是其一，而他凭着最年轻的优势，独得老干部们的偏爱，他在职场中亦如鱼得水般的酣畅。

一九五零年的时候，福宁县土改工作全面展开。

俞香兰父亲俞细命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被改造的名单之列。

昔日南洋客归来时，用大洋买了十几亩田地，虽然家中平时不请长工，只是农忙时雇佣一两个短工，更多的时候只是他自己一人光着膀子，从日出干到日落。但他还是这个村里少有的家里拥有黄牛耕地的户主之一。

村里那几个长年贫穷得只剩光棍一竿的汉子，红着眼跑到他家里，先把他的黄牛牵了出来，在村里泥巴路上游了几圈，再猴急急地等待用大白纸糊成长长的高帽子，巴着眼等着土改工作组干部将糊好的白高帽戴在俞细命的头上，最好再让他全身蒙上大白纸，让他看起来活像传说中的冥间勾魂使者白无常，顺便还要将他的小脚女人赶着去游大街。

别的村落里已经有人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这一场人畜共舞、普天同庆的改革运动。凡是有田地的，全都是剥削贫苦百姓的地主大恶霸，应该得到残酷的批斗和整治。?令这些人失望的是，土改工作组很快地改写了名单，不仅撤掉了俞细命的名字，而且工作组成员还住进了俞细命的家中。

那几个想借机造反的汉子被工作组领导训得迷蒙了方向，一时间找不着东南西北。谁让这些人本就是没有文化的痞子，工作组随便走出一个人，随便说几句话，就能将他们从天上一脚踢进地里。

工作组大干部训话说:“闹什么闹！我们政府是按人头平均分田地的，按俞细命家人头数，他家也要分不少份额的嘛，多出的部份嘛，人家也愿意归公的，他是归侨，知道吗?是爱国归侨，为了我们新中国建立而特地归国的华侨，是替你们这些人先积累田地的爱国华侨！他跟那些地主恶霸不一样，我们政府是有政策保护的！”

那几位想生事的汉子诺诺地不敢再多话。他们本就是孬种，怂得比一般人快。何况同族的叔伯们私下也对他们多多地叮嘱和教诲:分了田地就该及时地欢天喜地，多出的时间和精力要高呼“**万岁，新中国万岁！”何苦要去为难同一村里的乡邻？

族里的老人们更说了，天理不容缺德人！这道理就连女人们都知道，落井下石的事可不能多干，干多了小心生儿没屁股眼。

教诲听多了，不管落不落在心里，那些个汉子自是不敢再造次生事。

一夜间，俞细命被传颂为爱国归侨，村里的人也一夜间知道了，原来他的思想进步得让工作组革命人士都表示折服。

村里没有人知道，俞大明与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有着过硬的交情，他们曾经是抗日支队的战友，那可是用革命热血铸成的生死友谊。

村里的人更不知道，俞大明是在他的战友前辈跟前，认了俞香兰的父亲是自己的二叔。他憋红着脸先往自己的脸打了俩嘴巴子，然后提出了对二叔进行格外保护的要求。他那张还略显稚嫩的脸蛋充溢的执着和坚韧让他的革命同事震惊不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