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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中国的上海，仍旧处于固定的平静和繁荣之中。这个新兴的城市，已经展现出了自己魔都的魅力，开始像一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整个江南地区的财富、人才和风物向此集中。仅唐清贸易一项，就使得这座都市保持着极大的繁华。每天都有来自于各地的数百成千的商家，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伙计和工人们，要么带来各地的特产，要么兴高采烈地运走来自大唐的各类商品。商品经济已经萌芽的江南人，越来越习惯使用物美价廉的唐货。特别是来自大唐的低价布匹，在江南倾销，而破产的手工业者又不得不寻求新的工作，而此时上海就是一个充满各种工作机会和机遇的城市，大量谋求生计的失业者前往上海谋生路。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最后是被大唐的“人贩子”给忽悠到大唐本土或者其他的海外领，变成了一个移民。

即便是清廷，也多少有些满意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崛起。上海带动的整个江南经济，也促进了清国的税收。即便由于之前的贷款，清国关税收入现在主要落在了唐人口袋，用于还债，不过由唐人指导的嘉庆新政中，清人对于税务的改革也是非常巨大的。比如原本的契税，全面转变为了现在的印花税，无论是农民买卖土地，还是商人进行货物的交易签订合同，都需要缴纳印花税。因为商业活动的激增，加上合同的强制性订立，使得印花税的缴纳数额也出现了激增。再者就是商税，嘉庆新政下，对于全国商税进行了统一，并且规避了诸多下层官员吃拿卡要的弊端，使得商税也逐渐地发展起来。

嘉庆新政中一大政策，就是废除各地所涉关卡，并且不再向过往商户收取过关费用以及要求身份证明等。这种新政策自然就推动了人口和财货的流动，当然也为唐人获得移民提供了一些附带便利。

嘉庆二年年初，苏州商人梁某在上税时，被当地税务官员勒索，要求孝敬。这位梁商人不是什么有后台的，不过与唐人做生意一年有余，从来没有被唐人官员勒索过，不忿在本乡本土被贪官勒索，结果直接举报到了都察院。原本这种事情都察院是不打算管的，可是不知怎的，上海的唐人官方也对此表示了关切，甚至上海的《申报》还专门刊文，表明有苏州商人状告当地税务官员到地方都察院，事情最后不可避免地闹大了，而且还最终惊动了嘉庆。

嘉庆从还是皇子的时候，就痛恨各种贪官，此时听到这种动静，立即从京里就下了折子，要求苏州都察院速速办理此案，查实证据，对犯案者严惩不贷。要知道现在皇帝可是有自己的电报局了，一纸电报就直接拍到了苏州都察院。苏州都察院那帮御史们，大都是旧官僚，虽然做着新业务，但是还是旧常态。可一见皇帝的旨意都下了，甚至省都察院还派了御史专门过来，不敢怠慢，在三日内就完成了证据收集，并在苏州大理院（法院）提起了对涉事税务官员的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