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院立即开庭，以年前颁布的新法为根据，直接给那些勒索贿赂的税务官判刑，整个过程雷厉风行，速度极快。因此，嘉庆还大为满意，对苏州都察院和大理院的办事效率进行了嘉奖。当然暗地里嘉庆还是有些不够满意，那就是他对于这起案件以及类似案件，最多只有过问的能力，而如何断案判案，他皇帝是说了不算的。要是由着嘉庆的性子，不管是贪多少，嘉庆都是要将其斩首的。现在大理院依法量刑，也就是判个十几年外加充军流放的样子。

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苏州勒索税务官案”像是一个引子一样，一大群以江南和广东商人为主的商人们，惊喜地发现告官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之后，受了气的他们开始向各地的都察院不断地提交材料，状告一些地方官员对他们进行索贿。也怪实在有些清官贪污起来实在不要脸，居然会留下一大堆金额有问题的完税单据，或者其他的收据一类的东西。哪个地方都察院要是不受理这样的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捅到北京那边去。唐人在特区开的报社，比如《申报》、《大公报》一类的新闻报纸，虽然是大唐背景，但是因为其严谨性、可读性，很快就在整个地区内流行了。而且嘉庆本人也设置了途径，做出了广开言路的开明做派。这就导致了，哪个都察院如果不受理案件，被嘉庆知道了，那责任者立即就会受到惩处。而一些都察院则认为，办贪官那是绝对政治正确的事情，而且都察院这种机构，做这样的事情做得多了，那么妥妥全都是政绩。现在大家都是在一个系统内上下移动，如果一位都察院御史办案效率高、办了大案要案，上达天听，被吏部看到了，那么今后自己的升迁显然就非常有希望了。从府都察院到省都察院，甚至最终进入朝廷大都察院，这就是一条堂皇大路啊。

嘉庆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官场被这种雷厉风行的告官运动搞得风雨飘摇、人人自危，他反而觉得自己对付贪官的力度是亘古之未有，相当有面子。而且在实际利益上，相对稳固的工商税收，增长相当可观，甚至在嘉庆元年经历了混乱的大清国在此类税收上，已经倍于乾隆四十四年的水平，并且上升趋势仍旧明显。朝廷现在缺钱，干什么都缺钱，所以嘉庆自然不会拒绝这大笔的收入。

至于唐人，则在后面偷着笑。清国收入上升对他们来说并无坏处，而潜移默化地变革社会和人心，才是唐人最终极的目标。作为全权负责远东事务的总督，白南在经济建设上，只需要遵循各种计划就好，各种公司和政府机构就足以处理，所以相对来说，军事事务则成了现在最占用他精力的部分。

实际上，具体的军事指挥也没有他什么事情，毕竟还有前线指挥官，而白南觉得自己的实际作用，其实就是一个军队的大管家，为在前线作战的部队，提供各种所需的东西。比如说，军费、补给品，或者更多的兵力。